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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忘了吗?”最后

时间:2020-09-16 16:4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本来准备年后就签约,这下房东在山东回不来,我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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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本来准备年后就签约,这下房东在山东回不来,我们村子也还没解封,场地签不了,后面都难弄。”2020年3月10日,新冠病毒仍未“偃旗息鼓”,北京人杨涛准备年后开始第3次办学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不断拨出的电话记录着他的焦心。

  杨涛今年52岁,下乡陪读已经是第8个年头,探索新教育办学也有5年了。他没想到,在北京西北约40公里的阳坊镇前白虎涧村生活的这些年里,自己竟然从“桃花源”走进了“江湖”……

  这是2012年5月的一天下午。杨涛一家三口从朝阳区家中驱车前往位于昌平北七家王府家庭农场的香普氏学堂,全程近40分钟。

  春日的暖阳照在车窗上形成一团耀眼的光斑,杨涛摇下车窗吹着风,3岁的女儿彤彤坐在后座的儿童座椅上不吵不闹,玩儿得很开心,越往目的地开,绿意越浓。一路上的悠然似乎冲淡了求学的焦虑,直到迷路前,他们都对这次幼儿园参访有着很好的预感。

  香普氏初创于2009年10月,是北京一家以华德福理念为指导的华德福幼儿园。1919年,世界上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创立于德国斯图加特。鲁道夫·斯坦纳根据“人智学”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一位德国企业家的邀请,为其香烟厂工人的子弟办一所学校,并以工厂的名字“Waldorf Astoria”命名。比起“适者生存”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华德福教育更强调培养健康的人、激发孩童内在潜能。后来,凡是实践这一教育理念的学校都被称为华德福学校。

  “香普氏”寓意“让好的教育会集更多的孩子”。它所在的北七家镇正好处在北京中轴线号线最北端的天通苑北站还有2.4公里左右的步程。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杨涛轻轻推开布满藤萝的木栅栏,迎上来的是学堂的创办者安峪儿,中文系毕业,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三毛,算不上漂亮,但很有气质。学堂是个家庭园,就在农场的一栋美式乡村风格的二层别墅里。园里设施简单,基本都是木头、石块、沙坑等天然的东西。因为是混龄制,孩子有大有小,人不多,也就十来个,全都在外面玩着。

  “彤彤就像小兔子一样,眼神里充满好奇,但又有些警觉。”杨涛就站在一旁观察着。也许是小朋友们的热情,抑或是孩子的天性被勾动了,彤彤的警惕性慢慢解除,在沙坑里玩得不亦乐乎。

  妻子张涛很惊讶,平常到哪儿都粘着自己的女儿竟然一下午都没有找过妈妈。这也让她和安峪儿就地蹲着的闲谈免受打扰,成功升级为深聊。“她说得最多的就是家长要学会放松,不要给太小的孩子立规矩。”张涛回忆道。

  回到家,夫妻俩一商量,一致同意,“就是它了”。填表、报名、面试、入学,半年的奔波尘埃落定,每年学费是4到5万。

  截至2019年4月,全球有近1200所完整(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经过国际华德福/斯坦纳学校论坛等认证的华德福学校。同时,这一教育体系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与推荐。但在中国,华德福教育还没有被正式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仍然处于民间发展的状态。

  2004年,在成都三环内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所华德福小学,目前国内有300来家幼儿园、50多所小学正在推行这种教育理念。不过办到高中阶段的却寥寥无几,而且没有学籍,这就意味着很多华德福学校实际上是“黑学校”。尽管如此,它仍然吸引着不少对教育问题格外敏感、舍得投入的中产家庭。

  彤彤刚入园那会儿,杨涛还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上班,住在城里总要方便些。起初三五个月,都是妻子搭地铁接送孩子,一天下来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后来他索性也辞了职,在镇上租了一处房子,就在学堂里做起了义工。

  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杨涛解释说:“我们朝阳区的房子是学区房,完全可以走传统正规的教育路线,但是我更喜欢自然。实话说,学校教育质量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冲这location,我选择它。”

  1989年,杨涛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硕士毕业进入核工业部工作,两年后被派驻到了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双方的亲戚里也没有农民。“在成长过程中,我是没有和自然、土地亲密接触过的。”杨涛遗憾地说。

  妻子张涛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也是个乖乖女。她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奶奶手特别巧,她把特别细的布条都留着,就这么坐在床上,一盘腿,就那么拼拼拼,拼成布包和衣服给老家村里寄过去。”奶奶是山西人,做面食也是一绝,张涛就好她做的这口刀削面,“现在到哪儿吃这面也不行。”

  耳濡目染之下,张涛打小就对钩织和做饭很感兴趣,但父母总是反对,这样一来,奶奶还哪敢教她。回忆起这些,张涛始终觉得遗憾:“他们觉得读书更有用吧。”

  在老师们总爱用的“再不认真,就让你家长来”的“恐吓”套路下,张涛习惯了听从老师和父母的话。高考填志愿时,遵从家里的意见,报了当时热门的计算机系,她想:“跟机器打交道总比和人打交道要简单得多吧。”不过尽管是理工科出身,但她并不喜欢逻辑的那套思维方式,大学也就学得马马虎虎。

  “就是太听话了,所以我一直也没有自信,每次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总会觉得恐惧,害怕犯错,害怕砸锅。”张涛不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也这样,“我想让闺女去感受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正因如此,张涛很认可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在儿童的不同成长阶段让意志、感觉和思考得到尽可能平衡的发展,强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平衡和谐。

  “温柔地坚定”,一直以来被不少华德福老师奉为圭臬。一位曾在华德福学校做过志愿者的家长这样描述华德福幼儿园老师面对学生调皮急躁时的情景——两个孩子吵架,正当壮实的小男孩举起手准备发起最后“攻击”时,身形瘦弱的老师“嗖”地一下紧紧搂住了他。尽管孩子手脚并用、奋力挣脱,老师也没有厉声斥责,就这样等他慢慢冷静下来。

  “最起码这些老师是看得到孩子的。”张涛坚信,华德福一定能给女儿足够的爱和自由。所以,夫妻俩在彤彤入读华德福学校的决定上意见基本一致,都投赞成票。

  自从2013年雾霾“攻陷”中国,“雾霾”成为以北京为首的大中型城市发展中的“拦路虎”。中年得女的杨涛非常紧张,有意举家搬去大理,但总归是背井离乡,考虑再三,最终没能成行。“之后,我们就转去了春之谷。”杨涛说。

  春之谷学园坐落在京城“绿肺”凤凰岭脚下,一直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华德福教育理念和方法,滋养培育孩子。滋养,是华德福学校的家长们非常喜欢说的一个词儿。“他们那儿不仅环境好,还特别注重中国传统,会举办一些传统节日的集市。”杨涛对华德福本土化很是赞同。

  于是,一家人开始重新寻找“学区房”。在表弟同事的帮助下,他们在阳坊镇前白虎涧村西二道河北京后花园(白虎涧景区)附近租了一户农家院,年租一万五,离学校也近,只有5公里的路程。“白虎涧”和“凤凰岭”挨着,从凤凰岭北线就能穿越到白虎涧。

  这下他们从昌平的东北搬到了西南,起初这里只有地铁4号线,距离终点站西苑站还有约40分钟的车程。现在16号线也已经通行,进城更方便,但杨涛一家的兴趣也没那么大了,“住在这儿,环境好,水也好,各种都好,一开始还想偶尔进进城,越住就越没概念了。”

  和他们一起组团上山的还有彤彤的好朋友有有家。“我们俩不太爱运动,就给彤彤报了个运动课程。当时和有有是在小小运动馆认识的。”张涛回忆道。

  最初得知彤彤上的是华德福学校,夏阳打趣道:“你们真的是太伟大了!我们家大宝就算了,等到时候有了老二再去。”向往和畏难的情绪就在她心里这么交织着,直到一向听话好带的有有因为对幼儿园的午睡感到压力大而狂哭一个月,夏阳决定迈出第一步——和张涛一起去参加春之谷学园的开放日。

  “很奇怪,他们没有说任何煽情的话,但我觉得孩子的童年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给孩子这样的环境,我以后肯定会后悔。”听完主班老师们的介绍,夏阳眼泪汪汪。以至于后来听说张涛一家要搬上山,她坚定地说:“你们家去哪儿,我们家就去哪儿。”

  “在这里看很亮很亮,天就像一个灰锅盖,在城里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刚搬到二道河的晚上,杨涛经常仰着头看星星。

  整个村子不大,原住民也就十来户。和城里的流光溢彩不同的是,这里原先连路灯都没有,大家基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到晚上就像断电了一样坠进黑幕里。“九点以后,我们几乎不会给人打电话,都休息得比较早。”这是杨涛来这儿之后形成的自觉。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因为我们太熟了,知道他睡得晚也起得晚”。他是杨涛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村长王哥,彤彤管他叫“王大大”。“我们东西坏了,都打电话找王哥”,张涛觉得除了读的那点书,他们俩的生活能力简直就是负分。就连房东王姐都说:“杨涛、张涛的文化程度那绝对是高,但是在这儿生活跟我们农村人一比,还是差事儿,单说这认识蔬菜啊、树啊什么的就不成。”

  华德福教育提倡尽量减少对14岁以下孩子感官的强刺激,尤其是电子产品,杨涛特别注意这点,挂在家里的电视很久没有打开,早已蒙上了一层灰。但是彤彤9岁时拿着手机用得很溜,着实让他大吃一惊:“也没人教她,我都不会,她是怎么会的?那不就是社会的推动或者同学的影响嘛,她已经有这种意识了。”

  不过,这里确实没有颜色鲜艳的玩具,滑梯是木头的,秋千、跷跷板都是木头的,还有沾着泥土的的橡胶轮胎。杨涛家有个大后院,一推门进去,就能看到木质的滑梯,“这是彤彤她爸给做的,王哥也帮忙设计把关。”张涛说。但是杨涛为了布置滑梯,把这一角浇上水泥可让彤彤难过得不行,“我们没有空气会死,泥土也需要呼吸的。”

  城里朋友们的孩子周末偶尔也会过来玩儿,一下子走出被钢筋混凝土包围的城市,暂时没有了作业的压力和父母的唠叨,这些孩子彻底野了,兴冲冲地跳进长满杂草软乎乎的土坑里打滚,拿着小锹在沙坑玩一下午,直到约定时间,也不能尽兴,就想多留一会儿。但是在爸妈看来,这就是任性,所以他们的请求总会被“无情”地驳回:“你不是答应我只玩周六一天的吗?明天还有补习,你忘了吗?”最后,只能委屈地离开。

  彤彤总是不能理解这样的情景。“你一直在这儿住,没什么感觉,你比他们可幸福多了。”杨涛笑着说。这里很少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往往是一场展览或表演为学期画上句号。一位父亲曾向杨涛吐苦水:“你看,都已经五年级了,就‘庆祝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这么一句话,好几个错别字儿。”相比于知识和成绩,华德福遵循“慢养育”的理念,追求艺术化的教学方法。

  孩子们学语文不是从汉语拼音开始,而是从甲骨文学起;学数学也不是简单地在黑板上写“1、2、3……”,而是会通过游戏的方式。“那天送有有去幼儿园,一群小学的孩子在跳大绳儿,我觉得这还挺好,怕孩子们早上没状态,一来就上体育课,结果一聊,人是在上数学课,教数数呢。”夏阳回忆道。

  比起这些主课,绘画、木工、远足、手工和农耕等有趣的副课才更受欢迎和重视。很多华德福学校都建在郊区或乡下,并把自然活力农耕作为基础课。“春耕的时候,他们真的弄了一个很大的犁,老师在前面,大孩子背着,开耕之后撒种子。”杨涛长这么大以来也是头一回看到犁的实物。每逢周末,一家三口经常会去南口镇的沃土农耕学校,学习剪枝、堆肥和搓牛粪球。

  在华德福教育里,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孩子受家长的影响远超过老师。春之谷学园在《招生说明》中直接对家长提出要求包括全程参加父母课程,也可参加春之谷学院或其他华德福机构举办的培训课程。

  事实上,一些家长也通过培训考察成为了华德福老师。彤彤幼儿园时的主班老师周菊现在仍在春之谷学园任教,她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家长们组成“家委会”,2015年,杨涛担任了一届春之谷学园的家委会主席:“就是帮忙张罗,有活动大家一起想办法策划和组织。还有孩子们要演偶戏,我也上去串个角色。”

  至于三五个家长攒个古琴、太极、冥想和书法班也都是常有的事儿。“其实不单单是这些,而是我能在这种状态里找到真正能灵魂碰撞的一些伙伴。”夏阳抿着嘴笑,“我们这种关系和氛围就是在共建一个社区吧,共识社区。”

  “我们家做得更好的一点是父母双方都没有缺席。”杨涛有些骄傲。身边不少选择华德福学校的家庭都是妈妈下乡全职陪读,爸爸在城里赚钱养家,这种模式下的孩子被称为“华德福孤儿”。

  杨涛夫妻俩下乡之后,生活也渐渐慢了下来。张涛因工作熬夜拖垮的身体在这儿得到了滋养,她慢慢拾起了对钩织的兴趣,“其实我陪伴她的时候,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纯陪伴,那样的话我会失衡,我也要知道我自己的位置。”

  他们租的这处房子50坪,原本只有一间卧室,考虑到还是得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杨涛就把原先的厨房改成了卧室,在前院又接了一个15坪左右的厨房,里面各种桶桶罐罐,装得满满当当,门口的篮子里还捆着一些枯树枝和狗尾巴草。“这些都是自制的酵素。”张涛说,“我和彤彤还喜欢从外面捡树枝和草,编编茶杯垫。”

  从厨房进到客厅,东北角白色书架上摆着的都是彤彤的书,满满六层,除了童书《猫和老鼠》《金子美玲全集》,放在最下面一层的是《生死书》《女巫塔罗》《马雅卡》《天使疗愈卡》等。右手边的房间门口还摆着罗盘,母女俩对13月亮历法特别感兴趣。

  “这种历法不同于公历,一年被分为13个月,每月有28天。机械时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焦虑,而它崇尚的‘时间就是艺术’的注脚是自然、美好和正能量。”张涛解释说,“彤彤的图腾是红天行,查努是兔子,生日也落在兔子月,双兔子很警觉。她到一个场子不会马上热起来,一定会等,很多是吻合的。”

  刚巧,彤彤长着一对可爱的兔牙,她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红大牙”,每一幅画的落款都有。感受力出众让她在历法圈里小有名气,彤彤也有一个心愿就是,未来成为疗愈师。

  作为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杨涛对这些有点抵触,也怕彤彤陷得太深,但有时又不得不对其精准的预测和解读心生膜拜。“她们学的这个历法,有时候让我神魂颠倒,有时候又让我魂飞魄散。”他调侃道。

  杨涛父母都是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用杨涛的话说,“他们是懂教育的”。但是毕竟经历的时代不同,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城里才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把孩子弄到乡下,早晚是要给毁了。

  年前,爷爷奶奶出发去纽约之前,张涛带着彤彤去送别。询问学习情况是躲不开的话题,爷爷奶奶对彤彤唯一的要求就是成为学霸。

  又是一次不愉快的聊天。或许考虑到爷爷心脏不好,彤彤想了个法子,以后只要觉得没办法跟爷爷达成共识,一律都是“我不知道”,这样既不是欺骗,也不违背内心,两全其美。

  慢慢地,焦虑似乎又在杨涛心里发了芽,看到一些高年级孩子家长开始为孩子的识字量比公立小学的少很多而发愁,“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慢养育也得有个度,不能说最后弄一文盲,这也不合适。”

  华德福学校就像一个金字塔,本来就小众,越往上走就越难。去年,谷生学园(原春之谷学园)有了自己第一批八年级的毕业生。这些孩子有去国内高中的,更多是去了国外的学校,如德国、美国、菲律宾等地,但很多家长现在仍在观望中。

  “现在就是得过且过吧。”牛牧说。她的儿子皮皮八岁九个月大,先后经历过南山华德福、伏羲学堂(国学和佛教背景的私塾)和公立学校,一年前刚转入一所叫同心温榆的华德福学校读三年级。

  在她看来,不是所有华德福学校都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美好。“华德福教育就像八十年代我们看外国电影里教堂的婚礼庄严典雅,婚纱浪漫而漂亮,于是大家开始流行穿婚纱。但是,他们没看到教堂婚礼的背后是教的信仰和西方的人文观念。现在又开始流行中式婚礼和秀禾服。这都是一样的问题:信仰缺失、文化断层。”她无奈地说。

  夏阳也曾扪心自问:“如果这样下去,孩子最后高考的时候只能上普通的院校,我能接受吗?”回答是:“能。”她希望有有能在国内念完华德福高中,之后是出国还是高考再说,如果最后参加高考就专门刷一年的题。

  但张涛却没有想那么多:“如果以后真的要回体制内,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她心智不够成熟,还需要去历练,所以到时候该怎么学怎么调整,那是她的事情,只要跟得上就行,然后接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说起来很美好,其实也是一地鸡毛。”杨涛在做家委会主席期间见证了一场激烈的家校矛盾。一部分家长比较传统,希望教学进度能跟上,另一部分家长又比较佛系,觉得既然选择这种教育理念,遵从天性、自由玩耍就好。理论的美好和落地的现实发生碰撞,众口难调,学校难做,最紧张的时候出现了家长堵门、抗交学费的尴尬场面。2015年暑假前,春之谷以开除三个孩子平息了这场闹剧。

  2017年9月,春之谷,一部分以“同心源耕读学堂”为名另立门户。去年,春之谷正式更名为谷生学园,同心源则与另一支从好知乐之学校出来的新教育团队温榆学苑合并为同心温榆学校。

  “我以为办学总归要清澈些,现在看来不是。”杨涛站在白鹭营地的院子里,看着这些“遗迹”苦笑道。

  闹、挖墙脚的种种是非让杨涛对这片教育桃花源的笃信产生了动摇。他决心自己筹备办学,“最早的动力就是我闺女,我想办一所自己心目中的学校。”

  2015年6月25日,杨涛把唯一的房子卖了,和另外两位家长共同出资500万成立了中汇非凡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创办了“白鹭学堂”,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像“白鹭上青天”一样,飞向爱和自由的天空。

  “我觉得华德福特别好,他没学到精髓就办学校,应该很不华德福吧。”张涛回忆起杨涛刚开始办学时的担忧。身为孩子母亲和办学者爱人双重身份的她,曾向杨涛坦言:“我会以一个家长的身份全方面地考察你,最终女儿不一定会来。”

  白鹭营地有6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场地规划和装修、两岸同行业考察、师资招聘和培训等等,当时快50岁的杨涛忙里忙外,生怕出点差池。张涛有些心软了,“我也看开了,其实没有最好的教育,只要是能看到孩子的教育就都是好的。”2016年9月,彤彤从春之谷回到白鹭学堂重新开始一年级的学习,那会儿也就只办了幼儿园和一年级。

  白鹭学堂背倚白虎涧,晃神间似乎也体会到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有20多个孩子,但最少的时候一个班只有3个人。

  村里头没有一个孩子在这儿就读。“我们毕竟是农村人,一年几万确实掏不出来,要是经济允许,我还是挺赞成这个的。”房东王姐说道。

  白鹭营地每年的学费定在6万,老师家的孩子会给打个半折,也算是补贴一下教师薪酬。周边其他的华德福学校也差不多,谷生学园入学咨询(北京华德福)透露,他们的学费按年龄和班级分档,一学年的学杂费加上餐费在5.5至7.5万。

  杨涛作为学校校长,也是为数不多的男性家长,带着孩子们上山远足;在树屋下给一年级讲《西游记》的故事;为了和孩子们同步,去学钩织、湿水彩……通过艺术化的教育手段让孩子内心产生发现、感受、思考和创造的原始冲动也是华德福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里的孩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男孩儿会穿针引线,女孩儿能爬墙上树”,秋天去怀柔摘柿子时,这群不是在乡下土生土长的孩子跐溜一下爬上了墙头,这可把当地的农民大叔吓得不轻,直喊:“你们快下来,可别摔着了!”

  好景不长,2018年1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对未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而擅自举办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白鹭学堂是不合规的“黑学堂”,它早晚得面临这样的窘境——要么搬迁,要么关门。

  重新开始的路也并非坦途。对民办学校而言,无论是办学资质、资金、场地、师资还是招生,都能成为“拦路虎”。压力之下,杨涛在昌平区马池口镇开拓了新的校区,一租就是十年,这里曾是北京衡器公司的厂房。

  合作办学是杨涛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民办学校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可正当万事俱备之时,却被镇里给拦住了:“现在控制人口流入,周边都在拆违,办学肯定是要汇聚人的,这个有风险的。”

  这时,声称“有点路子”的北京黄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寻上门来,杨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说是雪中送炭也不为过,“他有些关系,还有办学许可证,我有场地和师资,这不正好吗?”

  二者一拍即合,2018年9月28日,正式签订了收购协议。11月6日,白鹭学堂正式停摆,一年30万的场地租金就这么消耗着,往日孩子成群、笑声围绕的房前屋后,现在只剩下小宋和负责日常维护的老薛留守在那儿。

  但在意料之外的是,路子断了,杨涛重又掉进了更深的失落里。无奈之下,他提议重走老路,继续“黑着办”,但对方不同意。可场地闲一天就亏一天,杨涛打算出租,对方又以影响办证为由再次拒绝。

  2019年3月26日,教育部再下重锤,《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出台,与以往对民间非法办学行为明令禁止而未做出惩治措施的规定不同,这个文件明确了对家长违反规定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追究。

  这下,杨涛进退两难。2019年8月1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家正式解约,马池口校区停办,但经济损失仍在追究中。“我们现在还打着官司呢。”杨涛从裤兜里掏出已经有点被压瘪的烟盒,熟练地抖出一根,点上,说完猛抽了一口。

  学生和老师们也都散了。“如果我们再办学,要重新跟他们沟通。不过应该会有回不来的,聚不齐了。”宋君茹有点遗憾。

  杨涛内心有些痛苦和挣扎:“要是真做商人也罢了,遵守商业准则不违法,有点心机无可厚非。要是纯粹当老师也行,上课拿工资,别的心也不操。但是,做教育就是个悖论。沟沟坎坎,都是江湖的水啊。”

  从去年7月开始,彤彤开始在家读书。张涛和彤彤都乐在其中,她们可以在非周末的时间去看演出和展览,不用担心人挤人;能在京城百工坊里不只是浅尝辄止地参观,而是跟着师傅做一下午老北京的料器;去众爱慈善商店忙活义卖,也不用愁晚上回来迟影响第二天的上课。

  “其实我有个私心,想让彤彤就这么一直在家读书了。”张涛小声地说,毕竟这件事儿也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笼罩全国,各地学校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纷纷延迟开学。“我跟彤彤说,我们还挺有先见之明的,这下大家都在家上学了。”杨涛开玩笑道。

  但是就这样,杨涛第3次办学的计划也被打乱了。他打算做“2+1”中的“1”,也就是改良派,做纯粹的华德福和国学流派之外的接轨公立教育的学校。“华德福讲的三个‘7年’是有道理的,这些东西可以移植过来,但在结果上我没有那么决绝,大家还是尽量去上大学,因为这是家长在意的。”

  “这在华德福圈里很常见。”周菊说道,“这里面有个界限的问题。”一些家长选择脱离传统的教育体制,是因为对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长此以往,他们的憧憬和理想会慢慢转移到对学校和老师的要求上。现在在周菊的班里也有家长质疑教学内容,总担心教得比公立学校少或者不能和公立教育接轨。

  这一次,杨涛要真正走向新教育实践合法化,就必须做到方方面面合乎标准。幸运的是,他在年前11月份签下了合作办学的意向,意思是只要场地安排妥当,一切就可以洗牌重来了。

  其实,前前后后跑了4个多月,杨涛也已经在昌平找到了一处满意的场地,占地20亩,两栋教学楼中间夹着一个小操场。本来打算年后签约,但这下全部得往后推,“原来是9月1号开学的,肯定受影响,毕竟装修也要时间。不过哪怕到时候只能招到一个班,我也先开。”

  早上7点10分,杨涛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彤彤的一幅画,“彤画故事原创者,另辟蹊径之作。听她说,52岁人生归零,重新来过。我又轮回成零岁了,愿气象伊始,万物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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